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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龙坝到三峡———科学发展观视角中的中国水电开发

日期:2007年9月27日 17:15

  1912年,我国第一座水电站———云南石龙坝水电站建成。

  今年7月9日,执行“中国水电开发调查”任务的本报记者带着朝圣般的心情,来到昆明近郊螳螂川,探寻这个略显神秘的我国水电“源头”。虽和繁华的昆明仅距咫尺,螳螂川却需经乡间土路方得接近。低矮而古旧的石砌厂房坐落在葱茏的山谷中,静谧得出人意料。

  流淌了近一个世纪的溪流仍在一如既往地流淌,就连古董般的西门子机组也仍在正常运转。只是,近一个世纪来,从这里出发的我国水电之流已经开山劈岭,集水成洋,蔚为大观,并正在酝酿更为激越的高潮。

  从螳螂川到长江、黄河,从石龙坝到二滩、三峡,百年间我国水电“实业救国”的使命已悄然演变为“实业兴国”。时至新世纪,在科学发展观的崭新视角中,我国水电更呈现出不同往昔的复杂生态,努力求解着科学发展的时代命题。

  上篇:历史和现实

  螳螂川细细的溪流,连接着历史、现实和未来。

  1912年,怀着“实业救国”理想的爱国人士众志成城,成功修建石龙坝水电站,为昆明市民送来第一缕现代工业之光。虽然起步较早(1878年法国建成世界第一座水电站),但是旧中国的水电开发速度远不及欧美等强国。至全国解放时,旧中国水电装机总容量只有区区16.3万千瓦(一说为36万千瓦)。

  新中国成立后,主权和资源都回到国家手中,水电发展迎来新的局面。此后,我国“自主设计、自制设备、自己建设”了建国后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一五”过后,全国水电总装机容量便超

  过100万千瓦,达到101.9万千瓦。1975年,新中国水电建设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刘家峡电站(135万千瓦)全部建成。此后,水电建设者又陆续建成白山水电站(150万千瓦)、乌江渡水电站(121万千瓦)、龙羊峡水电站(128万千瓦)、葛洲坝水电站(271.5万千瓦)等一批百万千瓦级水电站。“五五”结束时,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水电装机容量超过2000万千瓦,为2031.8万千瓦。

  改革开放后,我国水电开发进入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名噪一时的水电“五朵金花”———水口(140万千瓦)、隔河岩(120万千瓦)、岩滩(121万千瓦)、漫湾(125万千瓦)、广蓄(240万千瓦)开工建设。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水电开发又迎来一个小阳春:五强溪(120万千瓦)、李家峡(160万千瓦)、天荒坪抽水蓄能(180万千瓦)等水电站开工建设并投产。世纪之交时分,更有万家寨(108万千瓦)、二滩

  (330万千瓦)、小浪底(180万千瓦)、天生桥一二级(共252万千瓦)、大朝山(135万千瓦)等一批大型水电站建成投产。到2000年,我国水电总装机容量达到7700万千瓦,超过加拿大,位居世界第二。

  进入新世纪,三板溪(100万千瓦)、公伯峡(150万千瓦)等大型水电站相继开工并建成。2004年,以公伯峡1号30万千瓦机组投产为标志,我国水电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水电第一大国。

  迈过1亿千瓦大关后,电力体制改革后的我国水电开发乘势而上,强音迭起。龙滩(630万千瓦)、小湾(420万千瓦)、水布垭(160万千瓦)、构皮滩(300万千瓦)等超大型水电站即将投产;堪称巨型水电站的锦屏一二级(共840万千瓦)、溪落渡(1260万千瓦)、向家坝(600万千瓦)、瀑布沟(330万千瓦)、拉西瓦(420万千瓦)等水电站相继开工。跨世纪的世界第一大水电工程———三峡工程投产机组已超过1000万千瓦,整个工程即将全面竣工。

  目前,我国不但是世界水电装机第一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水电在建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截至2006年年底,我国水电总装机容量已接近1.3亿千瓦,计划到2010年达到1.8亿千瓦,到2020年则将接近3亿千瓦。

  我国水电之所以发展迅速,主观原因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大增,客观前提在于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水能资源。从青藏高原以及云贵高原奔腾而下的大江大河,为我们造就了丰富的水能资源。2005年,最新一轮水电普查显示,无论是理论蕴藏量、技术可开发量还是经济可开发量,我国均居世界第一,分别达到了7亿千瓦、5.4亿千瓦和4亿千瓦。

  与“世界头号水电大国”的称号相适应,我国的水电建设能力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我们修建了二十多座百万千瓦以上的大型水电站以及数以百计的中型水电站。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坝博物馆。大规模的建设实践,使我国的水电建设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准,部分领域已经进入世界领先行列。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水电开发和建设管理机制得到不断完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人海战术”、“群众运动”生产方式一去不复返。

  1982年,红石水电站试行总承包,1984年鲁布革水电站引进外资,实行国际招标;至1988年,广蓄水电站开始全面实施以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承包制、建设监理制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水电建设管理体制。一系列变革,促使水电建设队伍增强了竞争意识,缩短了建设工期、降低了造价、提高了施工质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水电开发注意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开始探索加快水电建设的滚动开发机制。各主要流域的水电开发公司纷纷组建,“流域、梯级、滚动、综合”开发机制形成。

  水电开发投资体制方面,中央拨款、实报实销的投资管理体制早已成为历史。1981年开始实行拨改贷,1985年开始实施集资办电,云南省首先与中央合资建设漫湾水电站。之后,五强溪、隔河岩等大中型水电站都开始由中央与各省各行业共同集资建设。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后,电源建设领域投资主体更加多元化,以五大发电集团和长江三峡公司等为代表的中央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地方能源企业的水电开发积极性空前高涨。

  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我国水电开发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我国水电开发虽然在建设技术上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在开发理念、规划和管理体制等方面仍存在不尽科学、粗放和无序等问题。殷鉴不远,三门峡水电站的仓促上马便成为我国水电发展史上的败笔。尽管经过三峡工程大论证,我国在水电工程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人们普遍认为,我国水电开发已经由技术、资金和管理制约期发展到生态制约期,生态环境问题和移民问题成为制约水电开发的主要问题。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水电开发的绝对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相对于我们丰富的水力资源,目前的资源开发率仍然非常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基本就已经将水电资源开发殆尽,而目前我国的水电开发率不足30%。

  从螳螂川出发,流淌了近百年的我国水电之流,离目的地仍然很远。

  中篇:在争议中发展

  就像回旋反复的螳螂川水一样,中国水电开发并非一帆风顺。关于水电开发的争议似乎从来没有停止。上世纪轰动一时的三门峡存废之争和三峡工程大论证只不过是其中的缩影。

  进入新世纪,反对水电的声音更为高涨。

  2003年,以岷江紫坪铺水电工程的配套工程杨柳湖水库工程和怒江十三级水电开发规划为导火索,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及专家学者就此向大型水电项目发难,认为水电建设要截断河流,淹没土地,迁移人口,不可避免地会对环境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这批人通常被称为反坝人士,他们的声音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温家宝总理批示,怒江水电开发规划要“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怒江水电开发因此暂停。杨柳湖电站项目也因为影响到都江堰而被四川省政府叫停。

  而在世界范围中,反对水电开发的声音出现得更早。

  上个世纪80年代,许多大坝的建设暴露出影响生态环境的问题,世界水电的发展趋缓。某些水电开发对江河流域和地区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对原住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导致了水电项目在西方发达国家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阻碍。

  1997年,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银行的推动下,独立的世界水坝委员会成立。在耗资上千万美元、历时两年的研究之后,世界水坝委员会于2000年发表了长达400页的报告《水坝与发展———一个新的决策框架》(简称WDC报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水坝对人类发展贡献重大,效益显著;然而,很多情况下,为确保从水坝获取这些利益而付出了不可接受的、而通常是不必要的代价,特别是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代价。”

  水电作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的传统地位受到怀疑。此后,许多国家出现了反坝、拆坝的高潮。甚至出现了反对任何水电工程的极端声音。

  但是,盲目、偏激的反坝行为也招来了水电开发人士有力的反击。他们力陈水电开发的种种好处。

  针对世界水坝委员会的WDC报告,水电领域另一个著名的国际组织———国际大坝委员会美国大坝协会认为,WDC报告把矛头指向了大坝规划和决策过程的短处,却几乎未提及大坝所带来的效益,以及它应作为未来水资源和能源开发的一种选择。加拿大大坝协会则认为,WDC报告“难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水电开发的利弊之争愈演愈烈。

  在激烈的争吵声中,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一度决定不再对大坝建设直接投资。不过,在2002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之后,世界银行重新恢复了对大坝建设的投资。

  2002年,各国元首、国家代表、非政府组织、工商界和其他主要群体的领导人,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2 Johannesburg)。经过激烈的争论后达成共识:水电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方式。并指出,为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应依靠开发先进、清洁、高效、低廉的能源技术以及包括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来分散能源供给。

  这个结论重申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也称为地球峰会Earth Summit 1992 Rio de Janeiro)的共识。这是有关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国际会议。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成为指导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其中关于鼓励发展的新型或可再生能源的定义为:太阳热能、太阳光电能、风能、水力、沼气、地热、海洋能、畜力和人力。“水力”赫然在列。

  此后,水电作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的地位,一再得到国际社会的确认:

  2003年世界第三次水资源论坛部长级会议发表的宣言第15条指出:认识到水电作为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地位,应在考虑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等的条件下开发其潜能;2004年波恩可再生能源国际大会发表的政治宣言中特别定义,可再生能源资源和技术包括:太阳能、风能、水电、生物能以及地热能;

  ……

  与之相对应,盲目的反坝声音开始减少。而事实上,在反坝呼声很高的美国,也并没有拆掉一座发电的重要大坝。有专家曾撰文指出,美国有超过两百万座水坝,拆除的五百多座都是修在支流、溪流上的年代已久、丧失功能的废坝,99%以上不是为水电修建的。有巨大作用的坝一座也没有被拆除。动辄拿西方拆坝说事的反坝人士在事实面前失去了口实。

  最近更有环保专家指出,水电发展迎来新的契机———在全球变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作为无碳能源的水电的重要价值进一步凸显。对于我国来说,这种重要性更加明显:我国即将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大国,减排压力越来越大。在中央政府最近发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再次出现了“大力发展水电”的表述。《国家方案》中指出,“把发展水电作为促进中国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措施。”通过水电开发,《国家方案》“预计2010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亿吨。”

  同时,能源专家也强调指出了水电之于我国能源安全的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他们不厌其烦地告诉大家,我国的能源资源状况是富煤少油而多水力。“煤总有烧完的一天,而水力却取之不竭。”据他们计算,我国能源剩余可采总储量的构成为:原煤51.4%、水力资源44.6%、原油2.9%、天然气1.1%(按水力资源经济可开发年发电量重复使用100年计算),水力仅次于煤炭;如果按200年计算,水力比重则将超过60%,而位居首位。水力资源在我国能源资源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油气资源少得可怜的我国,却拥有得天独厚的水力资源。水能对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作用,几乎早就由上天注定。

  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水电的争论逐渐有了更多的理性元素,各方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渐趋深入和全面,争论双方的价值取向也在妥协中趋同:水电和生态一个都不能少。

  正如2004年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会议发表的“北京宣言”所指出:水电是一种重要的能源,占世界电力供应总量的20%左右。发达国家的经验已表明了水电对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在发达国家,大部分技术及经济可行的水电资源都得到了开发;同样,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水电区域开发和工业化发展,对减轻贫困、实现经济增长也作出了贡献。我们注意到,2/3的经济可行的水电资源仍待开发,其中90%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一致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

  以及经济转型的国家,巨大的潜在的水能资源应被开发利用,以造福人类。

  一川溪水虽然回旋曲折,但终将流向远方。在目前的中国,要不要开发水电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个问题。

  下篇:科学指引未来

  既然选择了远方,就要风雨兼程。问题是,螳螂川的溪水将取道什么路径流向目的地?在水电的“可再生能源”地位得到一再确认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水电应该怎样更好地开发?

  我国的水电发展政策,不同时期虽经常有所微调,但总不离“大力”、“积极”、“优先”等表述。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先后提出过“水火并举”、“优先开发水电”、“大力开发水电”、“积极开发水电”等方针,甚至还提出过“水主火辅”的政策。

  “十一五”规划最新的表述是“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虽然不见了“积极”、“大力”等字眼,但根据规划制定者所言———之所以强调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丝毫没有减少对水电的重视,反而是更加重视水电的健康发展。”

  不难推理,“更加重视水电的健康发展”隐含的潜台词是,传统的水电开发存在不甚健康的因素。

  虽然瑕不掩瑜,但这是一个已经得到水电开发者认同的看法。普遍认为,前一阶段水电开发欠缺的地方包括:发展欠有序,在环保和生态问题上重视得不够,在移民工作上也有待创新和完善……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审查水电项目时曾强调,水电开发建设要十分重视解决好移民问题、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他详细地指出,加大移民安置力度,是实现长治久安、造福一方百姓必须做的一件事;注意保护好生态是水电开发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要求,包括动物、植物、文物和自然生态都要保护好;水库建成后,如何保护好环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废弃物的处理等。

  这是个来之不易的认识。水电开发者不再一味固守传统观点。他们逐渐更多地认识到并承认水电开发存在对环境和社会不利的一面。开发水电时要更加重视环保、更加重视生态,更加重视工程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总之,水电应该更加科学地发展,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来,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水电专家和开发者都在不断发出以下声音:

  ———“任何能源的开发都有生态问题。我们不能光是讲水电的好处,而不提水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是不正确的,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反过来,不能因为一些生态环境影响而全部否定水电、否定大坝。这个也不科学。”

  (两院院士潘家铮)

  ———“从本质上讲,项目的规划是对大自然、对河流以及对流域的人文社会认识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准确的原始数据,进行科学的选择。在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和民主,要听取各种不同意见。”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长江三峡开发公司总经理陆佑楣)

  ———“要重视水电建设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通过流域开发形成更加优美的生态环境,使水电建设有利于环境保护,重造秀美山川。要把水电开发与水资源综合利用、生态工程建设和地区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流域水资源的综合开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国宝)

  ———“中国水电建设已没有技术障碍,但如何在水电开发利用中更好地保护好环境,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其中既有观念和理念的问题,也有技术和方法问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副局长吴贵辉)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水电由比较零星的一条河流建一座电站,发展到成规模地整条河流进行开发。这对生态环境的连续累积影响就开始显现出来。”(中国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总工彭程)

  ———“开发水利工程一定要正视工程造成的对生态和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积极探索环境保护的措施,不能固守原来的理念和方法,需要在设计、施工、运行和管理方面积极探索新的方法、新的理念。”

  (长江三峡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

  ……

  可以看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设计者、建设者,都在观念上发生着可贵的转变。生态环保问题和移民问题不仅是环保人士的“专利”,也成为水电开发者格外注重的问题。去年,国务院还出台了新的移民条例,无论是从理念上还是具体手段上,都有了非同以往的创新。

  而这注定是一个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随着进一步发展,水电开发的“科学”性必将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对“科学发展观”作出了最新概括:“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为我们探索水电事业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电力报发起“中国水电开发调查”。本报记者将深入澜沧江、红水河、大渡河、黄河上游等主要流域的开发现场,寻找并记录当下水电开发的最新进展。我们期待发现:

  国家进一步改善对水电开发的管理,科学地进行流域规划,水电开发按照国家能源发展规划和流域综合规划,有序进行。而不是“跑马圈水,一哄而上”。

  国家从政策法律上更加明确水电的“国民待遇”,从税收和电价上给予公正对待,而不是“水电越清洁,上网电价越低”。

  水电工程设计理念得到更新升级,水电工程设计更加注意保护生态和环境。而不是“坝越高越好,库越大越好”。

  水电工程的建设管理得到加强,更加注重绿色施工,施工中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程度。而不是“滥挖乱倒,千疮百孔”。

  水库的运行调度得到改善,发电、防洪、航运等得以统筹兼顾。科学的调度既能保证效率,又可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而不是“为了发电不惜让河流断流”。

  水电开发效益的分配更加公正,当地人民合理地享受到应有的收益,对环境的保护投入更多。而不再是“富了下游,穷了上游;富了电厂,穷了库区”。

  ……

  总之,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有序开发的图景,一个科学开发的图景。在中国水电正处于历史上最集中、最强烈的开发热潮之际,希望我们的宣传报道,能促进中国水电开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又好又快地有序进行。

  我们相信,将届百年的中国水电之流,在新世纪一定会行进得更好、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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